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在一个民族的盛衰，取决于该民族的需要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它能否满足这种需要的成熟程度。美学的兴衰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变，人民生活从求温饱向求小康、求丰裕转型，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新追求，需要美学从深层次上作出自己的理论回答。然而没有完成相应的理论转型与操作转型的各派美学，却无力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要。现在，我们已走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接期。站在世纪之交作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瞻望，我们看到经过一段时期冷静反思与积极探索的美学界，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实用美学异常活跃。近年来，许多美学研究者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寻找美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市场经济特有的运作机制，使商品美学、营销美学、广告美学、服饰美学、烹饪美学、建筑美学、旅游美学、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工艺美学、影视美学、城市管理美学等实用性极强的部门美学，更深地渗进经济领域，更广地为消费者接受。商品的审美文化含量日益成为产品竞争力、市场占有率的关键因素，实用美学工作者也相应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实用美学大发展，必然要对主要以艺术美学的趣味标准、范畴概念为理论构架的传统美学，对以“非功利性”为核心范式的近现代西方美学理论，产生体系上的挑战与冲击。
二是审美教育呼声日高。在社会的经济转型期，人的信念、素质、价值观问题非常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四有”新人，这就要求强化素质教育。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没有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就没有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审美教育从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到悦志悦神的三个层次递进，又纵贯了人的一生从胎教、童教、青少年教育到成人教育与老年教育的全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美育，不仅要训练幼儿的感性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人的终极价值观。这就反过来凸现了美学的人学性质，催促美学从传统的艺术哲学的狭隘视野中解脱出来，上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
三是哲学美学酝酿新的理论突破。90年代美学热的降温促使美学研究者冷静反思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否合理。在50年代、80年代两次美学热中逐渐成为主流学派的实践派美学首先遇到了质疑与挑战。一些学者提出要建构“后实践美学”，以“生命”、“生存”、“存在”等范畴取代“实践”作为美学本体的地位。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美学”是否应该“超越”，往何处“超越”，如何“超越”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美学界又重新回到难以绕过的“美的本质”等美学基本问题，并力图从美学本体论方面找到中国美学发展的突破口。
应该肯定，主张超越“实践美学”的学者对社会实践派美学的批评有其合理性。笼统地将实践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这种实践范畴只能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无法进一步区分认识、价值、审美三种人类活动的不同，从而也不能直接揭示美的独特本质。但“后实践美学”以生命、生存等更笼统的概念来代替实践性作为美学的本体，不仅无法区分真、善、美的不同，甚至无法区分人与动物的界限。
面对美学基础理论上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出路何在？我认为只有回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起点，才能找到当代美学革命的突破口。第一，美学作为一门人学，其哲学基础只能是实践本体论，则不能是其它的什么本体论，例如“生命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存在主义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第二，必须在人化自然范围内赋予实践范畴以本体论意义。马克思确立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不仅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根本变革，而且导致了价值论与本体论上的根本变革。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实践的价值论与本体论意义，只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讲究实践范畴，社会实践派美学的历史局限不在这里。第三，正是实践的本体论意义规定了人的最高生命意义，规定了美的本质。在同一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主体与客体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联结关系，产生求真、求善、求美三种不同的活动。认识论领域的“真”，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主体认识合客观规律性；价值论领域的“善”，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对象属性合主体的功利目的性；本体论领域的“美”，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创造对象的超越性显现人的自由创造本原性。在这里，美区别于真、善，又可以在同一社会实践基础上寓于真、善。因而，美不是康德的“非功利而生愉悦”，而是“超功利而生愉悦”，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不脱离功利性的各种实用美学的存在找到合法依据，又可以为被社会实践派美学非难的抽象的科学理论美找到合理的解释，还可以为现代美育的人学升华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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